由歐德維醫生撰寫
答：這項議題有不少細節需要討論。而這篇文章只代表本人的分析。
香港目前面對的唯一的威脅是本地老弱社群的接種率低。最近，80 歲以上的人士只有 18% 已接種疫苗。與年輕人相比，這一群人感染病毒而死亡的機會高 600 倍，患重症而需要入院治療的可能性高 15 倍。這種威脅不限於長者，感染新冠有可能令醫療系統不堪重負，導致死亡率進一步上升。另外，新冠疫情期間死亡率其實是新冠肺炎和其他病例加起來引致的1。
新冠疫苗接種率依然停滯，可見目前的免疫接種策略是不可行。合乎接種條件的人口中，身體狀態最弱的群組佔一半，而當中只有一半已接種疫苗。另一方面，政府顧問已表示不願「強迫」長者接種疫苗。同時，香港推行「限聚令」、強制佩戴口罩和強制隔離檢疫。目前是否推行強制接種疫苗的時機？基於這類議題有不少細節需要討論，本人總結了有關這議題的正反觀點。
1. 功利主義
這論點指出，公共衛生政策最終是要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已有很明確的理據證明，無論是個人利益或穩定醫療系統，大規模接種疫苗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香港已推行強制佩戴口罩和強制隔離檢疫措施，而世界上已有不少地方甚至推行封城政策。在這情況下，大多數人的權利不能因少數人的利益而受到束縛。
2. 免疫效能
我們有大量數據反映疫苗是安全和有效。更重要的是，在這爭議下，目前的數據明顯指出強制接種是行之有效。這種政策看來能廣泛地把疫苗接種率由少於 70% 推高至 90% 或以上。在新冠疫情下，尤其是將來可能有更多傳染度高的變種病毒出現，社會將因此需要接種率接近 90% 以保護醫療系統。
3. 挽回面子
所有公共衞生政策總帶有政治成分。有關推行強制戴口罩和接種疫苗的公共衞生政策爭議， 已被兩極化到不合理的程度。有些人可能對疫苗改變主意，有些則與身邊人持相反意見。強制接種疫苗可能讓人更容易接受疫苗，而不是要面對身邊人的看法。
1. 個人權利和自主權
個體是享有身體的完整自主權。傳統醫學道德指出，強制治療是合理的，前提是只有這決定對患者的明顯效益超越已知風險。除此之外，個體必定缺乏權衡現有選擇，從而作出合理決定的能力。雖然患者接受強制治療的例子是存在的，但這是很罕見，例如患者是否有能力同意接受某種治療的爭議。這類案件通常受到法律質疑和審查。有認知能力和明瞭情況的人通常有權拒絕可能挽救生命的治療，就像他們保留自己穿上燕尾服，從山上縱身一躍的權利般。
更進一步有關個人權利的議點是「我會自行承受風險」。有這種看法的人認為感染新冠的風險很小，而未接種疫苗的風險主要只是未接種這種疫苗的風險。而且更會覺得「我尊重你選擇接種疫苗，現在你也要尊重我身為成人，我選擇不接種疫苗」。
2. 加劇分化，甚至兩極化，從而損害對政權的長期信任
強迫人違背自己意願作出某些行為，是會令人抗拒。這有可能加劇政治分裂。強制接種措施有可能成為一個象徵，它可能會為公共衛生政策帶來更大阻力。公共衛生措施的接受程度與公眾對政府和公共機構的信任度有密切關係。而且有充分證據證明，先前公共政策令本地居民和少數族裔（不僅是新冠肺炎）的疫苗接種率維持低水平。
3. 還有其他可行的選項
政府可利用教育和改變政策，取代強制接種，例如舉辦公共衛生政策諮詢，討論零確診只是暫時狀態、開關浪潮是必然會出現和明確的開關計劃，包括着重透過接種第三針疫苗來提升免疫力。我們還可以考慮顧及財政和非財政方面的推動因素。
強制政策可以從哲學和政治層面上評論。隨着圍繞決策制定的科學理據不斷增加，實施強制政策這決定更應考慮這兩個層面。 行為經濟學改變了我們對人類決策模式的理解。 最重要的教訓之一是人類行為是不理性，但是可以預測的。我們都受到認知或啟發偏差影響。疫情之下，這種偏差包括從眾行為、確認偏差和許多現狀偏差的例子隨處可見。即使數據不斷變化，現在將國家從黑名單中刪除或改變隔離時間還需要多長時間？積極正面的選擇現在變成恢復正常，這給決策者帶來了風險，因此讓事情保持原貌是容易得多。
多虧 Amos Tversky 和 Daniel Kahneman 的早期著作，這方面的研究令不少學者獲得不少諾貝爾獎，包括創立「輕推理論」（Nudge）的 Richard Thaler。輕推不是傳統的金融理論。輕推理論與強制政策根本不同，因為它們透過在選擇架構中提供積極的選項以推動決擇。當輕推這行為被積極建構時，它們是最有效的。我們有很好的證據表明輕推行為改變是有效的。我們當然可以做更多事來提高香港的接種率，包括透過遵循科學原則，並以更積極的方式作出決擇。
不管決定如何，我們永遠無法說服所有人。社會心理學的另一個概念是素樸實在論（Naïve realism）。這是指一種受廣泛認同的信念，即我們作為個體在唯一客觀現實下如何看待世界。這樣會令我們傾向視不同意我們的人是不理性和充滿偏見。有關疫苗猶疑的研究大致上顯示，60％ 至 70% 的人最少某程度上是支持疫苗，20% 是帶猶疑心態，但某些情況下會接種疫苗，最後只有最多 10% 是堅信反疫苗的說法。
以上社會心理學的數據反映，我們有需要重整對持相反意見人士的態度和尊重他們的立場。的確有證據指出，相比指罵，與持相反意見人士有正面的互動和互相尊重的討論更有效果。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我們等待了有久，又多耐性等待某些人會「終於覺悟」是沒用的。
最終，疫情期間制定的公共衛生政策，必須在人文和經濟方面權衡公眾權利、義務、風險和效益。不論以上論點如何，顯然世界上愈來愈多地方都推行強制接種政策。個人來說，本人一直都理解反對強制接種政策方面的論點，而且對於自由意志與藥物治療之間的爭議，我也沒有確實的立場，對於強制接種政策我也依然感到不安。另外，我依然相信我們在教育方面可多走一步，尤其是我們更理解制定決策的理論，以及除了財政上鼓勵和非財政的利誘手段。
然而，如果強制政策能平衡已接種和未接種疫苗者的權利時，自主權這論點就不那麼有效了。在社會上，權利與義務總是存在衝突。舉例來說，我有權駕車，但法例強制我佩戴安全帶，而我依然有不佩戴安全帶的權利，但這樣會限制我可選乘的交通工具。當然有人會認為，到目前為止，已接種疫苗人士承擔了相關的社會成本：聽從政府建議接種疫苗的人，至少部分人是為了保護本地醫療系統和未接種疫苗的弱勢社群，但他們繼續受制於佩戴口罩和檢疫隔離的要求，可見他們的社會選擇沒有明顯的好處。
早前，我和班本恩教授在最近一集Podcast中討論過這項議題。我們之前都曾主張基於理據制定公共衛生措施，是公眾對公共衛生機構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香港面臨的最大風險是體弱人士的疫苗接種率低。當前的零確診政策是一種不可靠的策略，它有可能將更易傳播的變種病毒傳播到本港，並可能對醫療系統造成重大損害。目前最重要的公共衛生挑戰是提高疫苗接種率，尤其是體弱人士。在沒有明確定義的開關計劃情況下，需要強制長者和體弱人士接種疫苗，是道德上合理的措施，這樣可保護其他已接種和未接種疫苗的人士，包括年輕人和長者。
1. Rossman, H., Meir, T., Somer, J., Shilo, S., Gutman, R., Ben Arie, A., Segal, E., Shalit, U., & Gorfine, M. (2021, March 26). Hospital load and increased COVID-19 related mortality in Israel. Nature News. Retrieved December 7, 2021, from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1-22214-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