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估計會有80%以下 人口受到影響，以死亡率在1%，死亡人數可能會接近 800,000。”
這是一些國家的衛生部長及政客在過去幾星期的評論。但這代表什麼？
基本上這是一個小學數學問題，假設國家人口為一億，80%的人受到感染只是一個憑空想像的數字，雖然1%的死亡率不是隨便猜測但同跟硬數據差去甚遠。
所以，人口 100,000,000 x 80% x 1% = 800,000 --- 這就是死亡人數!! 但這預算準確及合理嗎？不是，這是毫不意外的答案。
先預算人口是不變的，排除有些人會死亡 (或出生)。我們假設一億人口是硬數據。
那1%死亡率呢?
在意大利首次發表人口的死亡平均歲數為 81，正確來說是女性為83.4及男性為79.9，男女的比例為 4:1。2/3 的病者有其他疾病或吸煙人士。意大利比中國的研究年齡稍大，但其他方面的總體相似。 那麼這疾病會對患有其他疾病的老年人，尤其是男性影響最大？ 情況似乎是這樣。 在中國初期的44,000例病例中，80歲以上的患者死亡率為14.8％。 這也意味著85.2％的老年患者病倒並因新型冠狀病毒而去醫院就診。
在不同的人群中，疾病可能會出現不同的行為。我在之前的文章曾經提及過，作為一名年輕治療愛滋病的醫生對這個題目很感興趣。被告知我在15年內有25％的死亡機率（作為一名醫護人員實際上更高）自然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項預測奠定了個人對流行病學的興趣基礎。可以預見的在流行病的早期，這種還原主義的預測總是錯誤的。我將病毒載量描述為愛滋病毒/愛滋病嚴重程度的因素，因為我懷疑新型冠狀病毒也有同一個因素。年齡，男性，併發症和吸煙顯然是因素。 但將死亡率從單一類人群推算到不同的人群是一個常見而且經常重複的錯誤。
我先前已經解釋了在傳染病初期預測死亡率的難題。傳染病初期的分母存在問題。每個病例有多少個屬於輕度病例？這列表中的兒童和年輕人在哪裡？在獲得更準確的測試前，我們不知道有多少輕微病例從未被診斷出來。假設目前疫情的死亡率為4% (這是粗略計算了中國及全世界的總死亡率) 。但不同地方的變數呢? 意大利的死亡率是9.5%但韓國是1.3%及德國是0.3%，而星加坡有超過500人確診但有2死亡個案。衛生系統的角色在這些差異中被誇大了。最大的差別就是被檢測的數目，因而斷定輕微病例的多少。如果我們可以作廣泛的抗體測試，並在每次測試中有10個輕微病例 ，這會令死亡率降低到0.1%，在幻想國家死亡人數由800,000 降成 80,000，這還未計算我們高估了的感染人數。
那80％呢？同樣，這是一種簡單化。這種疾病顯然是有很高傳染性的。我們知道在到達某一程度上，我們的免疫能力會阻止疫情發展。80% 最壞的情況引起了很多討論。在現實世界中，該數字將受到不可預測因素的影響，包括公共衛生措施，氣候以及病毒隨時間自然衰減（減弱）。根據經驗，隨著50％的人口獲得免疫力，傳染病將開始死亡。 如果Ro的值為3，數字則上升到66％左右。這是人群免疫的概念，英國戰略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是策略的全部。英國正在提出針對性的社會疏遠措施，隔離嚴重病患和老年患者，同時保持一定程度的社會融合並保持學校開放，從而使群體在社區中產生免疫力。同時，將資源投放到緩解和管理上，而不是測試和積極遏制上。
本質上，我們在世界舞台上進行了公共衛生的學術辯論。世界衛生組織顯然已經採取了檢測，隔離和檢疫的政策來控制疫情。這已在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成功實施，並為減輕疫情總規模提供了榜樣。這為獲取更多資訊去控制疫情，制定策略，研究測試，治療研究，及研製疫苗中獲取更多時間；同時希望自然環境因素可減低疫症。相反的論點是，一旦疾病“逃脫”了遏制階段，被封鎖在社區居住的居民不可能在沒有受到重大社交及經濟影響下得到長期保護。除非病毒自然死亡和疫苗硏發成功，否則沒有免疫的人最終也需要獲得免疫力。這些不同的社會隔離方法除了為今次的疫情提供資訊，亦可為將來新傳染病提供管理資訊。
政客對死亡率的預測是旨在管理市民的期望或是說法令人害怕尚不能確定。在從前的傳染病經驗中知道，恐嚇可能會產生短期影響，但它很快會失去功用。在愛滋病初期，政客們提議各種政策當中，包括禁慾，你無需是一名公共衛生專家也可預測這種健康政策的效果。管理傳染病是關乎教育與訊息。強大的政治領袖會認清不確定性，理想的選擇是誠實地承擔挑戰和風險，同時通過冷靜分析公共衛生信息來挑戰錯誤信息和管理焦慮。這種流行病在公共衛生危機中產生了一些很好的（有些不好）的政治領導者去處理公共衛生危機。